栏目主持 董云川

云南大学教授，云南省政府督学，云南省高教学会常务副会长。专注于大学精神及教育改革发展问题研究

 

    高等学府，高深学问，迈进大门前学子们心目中高远且魅力无尽的大学课堂一旦变为现实，并非如愿景般美好。艰辛寂寞原本就是课业修习、学术思辨之常态，如若再遇上一系列口才不及中学老师、学养厚度又无法让人仰视的老师，逃课就成了众所周知而又心照不宣的普遍现象，有的学生甚至“必修课选逃，选修课必逃”。近几年来，为了防止学生逃课，高校教师采用的考勤方式可谓花样繁多、出其不意。华中师范大学一教师采用“刷脸”点名，课前和课后分别给全班同学拍照，这样，缺课、迟到、早退的同学均一清二楚；重庆理工大学一教师采用指纹考勤，学生要用指纹打卡机进行签到和签退；吉林大学珠海学院一教师甚至专门研发出一套新的点名系统——蓝牙感应，上课前通过匹配学生的蓝牙装置进行点到。此外，还有扫描二维码签到、发微博签到、对号入座考勤等方式层出不穷。

 

   不可否认，严格的考勤制度可以有效地减少旷课人数，规范学生行为，改善课堂管理。但是，“花样点名”只是改变了传统的考勤方式，在学生和教师“躲猫猫”的过程中使教师具有主动权，有助于把控课堂局面，让学生缺少空子可钻。然而，这种方式显然并不能够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更无法直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，学子们依然“人在曹营心在汉”。

 

   毋庸置疑，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。在本科阶段，最主要的学习方式还是上课，通过课程，学生不仅能够习得新知、锻炼逻辑思维能力，而且能够通过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产生更多的思想火花和情感体验。大学学习本应是一个自觉自主、积极求索的过程，但现实却是教师需要用硬性的要求来倒逼学生回到课堂。这到底是学生的问题，教师的问题，还是课程的问题？亦或诸多环节都值得反省呢？

 

   首先，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，大学的生师比逐渐失调，诸多高校为了节约资源，减少教学成本，弥合学生剧增连带的师资短缺矛盾，不得不将课堂规模扩大，授课班级人数从几十人到数百人不等，大面积的大班教学在无形中减少了教师对学生个体的关注，也倍增了学生慵懒的机会。

 

   其次，学生的课余活动越来越丰富，无论是校内外兼职亦或学生事务工作都对学生产生极大的吸引力，不少学生的学习重心并没有放在课程上。愈来愈多的学生过于强调教育的实际功用，大都抱着功利性的目的，希望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，忽视了教育效应的综合性及滞后性，不理会“无用之大用”的教育真谛。一些学生把短期内看不到效果的课程判断为无用之学，于是选择了“混”课堂甚至“逃离”课堂。殊不知，错过了教研场景，失去了学习体验，教育亦将丧失价值。

 

   再者，作为课堂的主导者，教师对教学内容的再加工和组织艺术、教学风格和学术气质等都会对课堂教学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。教师们有的只关注传授书本上的知识而疏于了解学生的个体需求，以至于学生在缺乏个性的教学过程中浑浑噩噩；有的慌忙于科研项目、职称评比而淡化了课堂教学，关心论文发表远甚于授课能力的提升。课程品质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学生的课堂参与，教师是课程的操控者和学生成绩的评定者，但由于教育过程中缺乏监督和竞争机制，部分教师对待课程教学十分随意，学生也就随心所欲了。

   点名惩戒等措施固然可以将学生“绑架”回课堂，但毕竟是权宜之计。虽然有助于课堂管控，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学生的学习态度。在硬性、强制的要求下，学生大都转为“身到而神游”的隐性逃课。纽曼说过：“教育不是靠朝花夕拾，而是靠日积月累，是为了一个目标孜孜以求，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，达到一定的理性高度。”大学教育是主动而富于建设性的过程，教师要注重激发和引导，而非强制和束缚。为避免课堂管理“一管就死，一放就乱”的现象，根本的策略就在于还原高深学术的探究志趣，形成师生双方认可、各自主动参与的课堂局面。为此，教师必须倾注心力，学生必须自主、自律。

 

   “花样点名”是“猫捉老鼠”游戏在高等学府内的升级版。大学课程如果没有魅力，逮回来的统统是“死老鼠”而已。

 

   （董云川 张樱凡）